德国真正坚守历史法学理念与方法的日耳曼法学派，最终不敌罔顾德国本土曰耳曼法、追求体系的罗马法学派。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一项宏大的法治建设系统工程，必须在党的统一领导下，统筹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秩序、尊严幸福等各种基本价值，统筹立法、执法、司法、守法、护法等各个环节，统筹依法治国、依法治军、依法治权、依法维权、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等各个方面，统筹国内法与国际法、中央法与地方法、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法与私法、制定法律与实施法律等各种法律形态，统筹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政府与社会、国家与个人、国内与国际、法治与改革、稳定与发展、公平与效率、民主与集中等各种关系，积极稳妥、有序高效地全面实施。法治政府是法治中国建设的重点，核心是规范与制约政府权力，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的能力，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政资分开、政社分开。
在制度层面追求的是人民主权、宪法法律至上、依宪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公正司法、依法治权，努力建成法治中国。坚持三者有机统一，应当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加强人大对立法工作的组织协调，健全立法起草、论证、协调、审议机制，健全向下级人大征询立法意见机制，建立基层立法联系点制度，推进立法精细化。我们要加强宪法和法律实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形成人们不愿违法、不能违法、不敢违法的法治环境，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我国制定的大部分法律，实践中难以执行已经成为普遍现象，纸面上的法律与现实生活中的法律严重脱节，潜规则无处不在，法律权威难以确立。
二是相对于苏联、东欧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和现在越南、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模式和法治道路而言，我们所走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当前，我国依法行政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法律执行效果差。2015年4月4日，西藏林芝地区撤地设市，在原林芝县行政区域设立巴宜区。
[5] 结合日喀则、林芝和吐鲁番撤地设市的先例，喀什地区同样进行撤地设市可能是较妥的解决方案。单行条例虽然规制事项较为单一，但却是民族自治地方变通立法权的重要规范载体，立法要求较高。市对县的管制负效应已然凸显，而赋予县级立法权作为应对方案在当前又不大现实，在此情况下再赋予设区的市以立法权，其结果只能如秦前红教授指出的：导致实践中早已错乱的市县关系更加错乱，并增加未来纵向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度。因此，新《立法法》选择对更为迫切也更为现实的自治州立法权扩充问题予以了较为充分的回应——根据《民族区域自治法》第4条第二款自治州的自治机关行使下设区、县的市的地方国家机关的职权，同时行使自治权的规定，随着新《立法法》对社区的市的地方立法权的全面放开，自治州的人大和常委会以及州政府就自动获得了制定市级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的权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生产资料的区域性流通乃至全国统一市场的良性运转，而地方立法权的全面铺开，可能会为地方保护主义的蔓延和区域制度壁垒的建立供给不当的法制化基础，使之得以披上法律的外衣重装亮相。新《立法法》实施不到一个月，就已经有两个地区通过行政建制变更的方式加入设区的市的行列，[4]再加上30个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放开，有理由相信此次扩权范围将以全部地级单位为赋权目标。
但自治区立法权面临的窘况也是显而易见的：如目前五大自治区的自治条例尚付阙如，甚至严格意义上的单行条例亦不存在。在现行法律规范框架下，地方性法规能够成为人民法院的判案依据。但这种专门授权的路径尚面临诘问。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在实践中的规制范围实际上已经全面涵盖甚至溢出了新《立法法》的三项限制，同时还拥有不容小觑的规范位阶。
完善设区的市的立法权的赋予和运行、对经济特区立法权条款的理性整合与诠释、促进自治区自治条例的出台以及探索自治州一般地方立法权的规范行使等，均是该领域在未来亟需进一步研究的重要议题。（三）新《立法法》第72条的逻辑缺憾 第一，以设区的市替代较大的市。历史上，国务院曾于1984、1988、1992和1993年分四批将19个城市确认为较大的市。还如，倘若真的要考虑立法能力因素的话，那么许多设区的市实际上是不符合条件的，这也是前文中笔者反对大面积放开城市立法权的主要理由之一。
总之，《立法法》修改其实可考虑将经济特区剔出较大的市的范畴，而作为一类特殊的地方立法权主体以专条专款的方式加以规定，但新《立法法》对此并未给予应有的关注。至于其他地区是否将延续撤地设市的改革思路并由此获得地方立法权，尚待观察。
其二，这种称谓的改变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问题在于，较大的市本身是一个宪法概念——《宪法》第30条第二款规定：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分为区、县，因此宪法的较大的市和新《立法法》的设区的市实际上是一个概念，亦即新《立法法》以设区的市替代较大的市的提法与《宪法》第30条不相吻合，引发了概念上的混乱。另一方面，对许多发达的县级市（如昆山、顺德、义乌等）而言，市代县体制已然成为束缚发展红利进一步释放的制度障碍，过去几轮的扩权已不适应经济强县（市）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县市一级政府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普遍出现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
需要注意的是，该市现有的长城、镜铁和雄关三个区实际上是以市政府派出机构的方式自行设立的，并不是《宪法》地30条第二款和第89条第（十五）项意义上的正式的市辖区。其一，虽然该条第四、六款沿用了较大的市的概念，但与修改前的《立法法》在内涵上已完全不同。而在当前实质意义上的违宪审查制度短期内无法建立情况下，中央针对法出多门的纠偏力量被极大削弱，这也就必然导致法制体系紊乱的状况进一步加剧。相应地，围绕经济特区建设和发展所设置的地方立法权格局也应随之扩大，但这在新《立法法》中同样未有回应。其二，在地方旺盛的立法需求下，省级人大常委会很难对立法权的放开给予有效的控制，加之地方利益表达、市际协调均衡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势必导致省、自治区对放开节奏的实际控制力进一步削弱。我国有个别地级市不设区、不辖县，而是采用直管乡、镇和街道的结构，如广东省东莞市和中山市、甘肃省嘉峪关市和海南省三沙市。
此外，由于长期存在立法需求释放渠道，即便直接全面放开自治州地方性法规的制定权，也不易出现所担心的井喷式局面。[3] 儋州升级后虽成为海南最大的地级市，但并未设区，而是直辖16个镇，4个市属农场及3个工业园区。
根据新《立法法》第72条除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已经批准的较大的市的表述，与修改前的较大的市包括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不同，修改后的较大的市实际上仅特指1982、1988、1992和1993国务院分四次批准且现存的18个较大的市，省、自治区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实际上已被笼统归为设区的市而不再属于较大的市。以经济特区的身份立法，则可以突破（第90条）。
一方面，作为全国通行的法律文件，《决定》专门就四个城市的立法权问题予以特别规定，实非明智之选。二是基于每年开一次的人大专有立法权的规定，立法效率被严重制约，从而拖慢了法制化建设的脚步。
因此，不论是对立法范畴的宏观把握还是对重要立法事项（如对法律的变通规定）的细节拿捏，自治州的立法能力均要明显优于大部分新获地方立法权的设区的市。原《立法法》中，地市一级具有地方立法权的主体仅限为较大的市，但其新《立法法》第72条中已被设区的市悄然替代。第二，与其他设区的市一样，新《立法法》对自治州制定地方性法规的具体步骤和时间同样采取了逐步放开的策略。第四，与司法体制改革的趋势相悖逆。
（二）全面赋予设区的市立法权的潜在风险 不过，新《立法法》就全面扩充的方式而言，却存在可商榷空间。有学者甚至认为：国家立法呈现逐渐细化的趋势，给地方留下的立法空间逐步缩小，这使得地方立法要么重复国家的法律，要么违背国家的法律，境地十分尴尬。
其中，省会或首府所在地的市和经济特区所在地的市相对固定，而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则由于浓厚的国家计划和行政审批色彩成为各地竞相争夺的资源。但这对于海南这个全省皆特区的特例而言却无异于规范重复。
对较大的市立法权的扩充模式、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忽视以及对民族自治地方立法权的聚焦偏差是典型体现。这一制度设置看似中央与地方协调配合，实则效用有限。
显然，三种方案的改革程度依次提升。来源：本文原载《行政论坛》2015年第4期，请以发表版本为准。当然，这一改革还需要《民族区域自治法》乃至《宪法》的配合，非单纯修改《立法法》所能实现。笔者认为，未来改革的重点应在自治区自治法规审批程序的松绑——从五大自治区制定自治条例的历程看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批准程序业已成为最大的制度性阻碍。
这就可以解释新《立法法》为何貌似放弃了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预设，转而采纳学界提出的第二条道路。其次，《立法法》第74条对经济特区立法权的特殊观照形成了对第72条的事实覆盖。
而特定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例综合性、唯一性的特征则导致单行条例事实上成为这两类自治地方满足日常立法需求的唯一制度出口，其主要弊端有二：一是大量非自治性立法事项披着单行条例的外衣粉墨登场，导致自治立法权滥用。现在看来，配合新《立法法》的地方立法权扩权改革早在去年就已初露端倪。
又如自治州和自治县不会面临的问题——自治区的地方性法规、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位阶对比关系以及如何在实践中适用？对此，《立法法》均未给出明确的回应。总之，《立法法》修改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目前地方法制建设所面临的诸多问题，但同时在回应的范畴、路径和模式上依然具有可资商榷的空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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